2025年05月14日 星期三
“2017年我國共享經濟市場交易額約為49,205億元，比上年增長47.2%；共享經濟平臺企業員工數約716萬人，比上年增加131萬人，占當年城鎮新增就業人數的9.7%。”2月27日，國家信息中心分享經濟研究中心、中國互聯網協會分享經濟工作委員會聯合在京發布的《中國共享經濟發展年度報告（2018）》（以下簡稱“報告”）顯示，我國共享經濟繼續保持高速增長，拉動就業成效顯著。
當日下午，在國家發改委高技術司、政研室指導下，國家信息中心主辦的“共享經濟思·享·匯”第二期研討會上，相關領域專家、學者與企業代表齊聚一堂，共議“共享經濟企業的社會責任”。有關專家指出，社會責任是最高境界的商業價值，一個企業最高的經營經驗，就是利用社會責任真正實現自己的利潤最大化。
成長期將更注重質量提升
“全世界并不是所有國家都像中國這樣，我們坐在這個報告廳里，下個單出門就能坐上車。共享經濟就是通過平臺的搭建，解決長期困擾大家的一些問題。”滴滴出行首席發展官李建華說。
正如報告所提出的，2017年我國共享經濟繼續保持高速發展態勢，新業態、新模式持續涌現，技術創新應用明顯加速，在培育經濟發展新動能、促進就業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國際影響力顯著提升，成為新時期中國經濟轉型發展的突出亮點。報告還預測，未來5年我國共享經濟有望保持年均30%以上的高速增長，同時，共享經濟將從起步期向成長期轉型，與起步期相比，未來將更注重共享經濟整體發展質量的提升。
“共享經濟最大限度地滿足了個性化需求，最大程度地實現了用戶對自由的主導，是需求側消費者的最好體現。共享經濟不僅是一種新的商業模式，更是新的資源組織形式、新的經濟發展模式和治理模式。”阿里巴巴集團政策研究室主任朱衛國說。
2017年，我國共享經濟市場交易額約為49,205億元，比上年增長47.2%。其中，非金融共享領域交易額為20,941億元，比上年增長66.8%，非金融共享領域市場交易額占總規模的比重從上年的37.6%上升到42.6%，共享經濟結構繼續改善。
2017年，我國提供共享經濟服務的服務者人數約為7000萬人，比上年增加1000萬人；共享經濟平臺企業員工數約716萬人，比上年增加131萬人，占當年城鎮新增就業人數的9.7%。
“這也意味著城鎮每100個新增就業人員中，就有約10人是共享經濟企業新雇用員工。”國家信息中心分享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于鳳霞介紹說，2017年，共享經濟有力促進了包容性增長，在解決產能行業工人再就業以及貧困地區勞動力就業等方面的作用開始顯現，對去產能和脫貧攻堅起到積極推動作用。“舉例來說，滴滴出行平臺已為煤炭、鋼鐵、水泥等去產能行業職工提供了393.1萬個工作和收入機會，幫助133萬事業失業人員和137萬零就業家庭在平臺上實現再就業。”
實現各相關方利益最大化
“共享經濟是一種新的經濟模式，我們應該從理論和制度層面來理清一些基本問題，真正促進共享經濟健康有序的發展。”在中國信息經濟學會原理事長楊培芳看來，目前共享經濟發展過程中已經出現了一些問題，今后研究共享經濟，不應僅僅停留在發展趨勢及發展需要的一些政策支持等方面，而應深入研究共享經濟的相關理論問題，并在這個基礎上從根本上明確共享經濟的屬性和社會定位。
楊培芳提出“社會化企業”的概念，認為共享經濟主體都應稱為社會化企業。“共享經濟主體大多具備公共平臺性質，大多具有成本優勢、適合普惠大眾，大多涉及公共安全、社會秩序和誠信問題，因此更應主動承擔社會責任。”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研究所所長高世楫從三個方面談了他對共享經濟企業社會責任的理解：一是做守法的模范，合法經營、照顧員工、保護消費者，維護公平競爭秩序。例如，由于共享平臺企業掌握了消費者的大量信息，更應率先承擔起保護消費者隱私的責任。二是遵從環境保護、安全生產、工人健康等方面更加嚴格的社會性監管。三是共享經濟商業活動本身就會帶來比較大的社會效益。例如，滴滴打車、共享單車等通過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不僅有助于綠色發展，還能發揮規模效應。
“當然，我們不能簡單認為社會責任就是一個責任，或者就是一個負擔。”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院長陳煜波提出，目前我國正在進入一個具有越來越多社會關懷意識的階段，大家對于環保、公益等越來越關注。“其實一個企業最高的經營經驗，就是利用社會責任真正實現自己的利潤最大化，這就意味著要實現市場中的各利益攸關方的利益最大化。社會責任是最高境界的商業價值。”
社會責任應體現在成長過程中
2017年下半年，酷騎單車、悟空單車、町町單車、小藍單車等企業相繼停止運營或倒閉，用戶的押金退還出現困難，涉及民眾數百萬、押金總額數十億元。
“作為一種新業態、新模式，共享經濟領域的企業等市場主體在商業模式創新方面相當活躍，但也引發了不少新的問題。”國家信息中心副主任馬忠玉說。
報告結果顯示，當前我國共享經濟發展仍面臨諸多挑戰。例如，法律法規不適應、公共數據獲取難、統計監測體系亟待建立等共性問題依然存在；2017年以來，用戶權益保護難題進一步凸顯，新業態發展與傳統的屬地管理、城市管理以及理論研究滯后間的矛盾更加突出。
“一個企業如果不能把老百姓關注的問題解決好，這個企業是賺不到錢的。從這個角度而言，企業履行社會責任不僅僅是有一種情懷，還是一種內驅動力。”摩拜單車副總裁崔書鋒表示。
小豬短租聯合創始人兼首席運營官王連濤強調，共享平臺不應該只是簡單的撮合，而應承擔更多的責任。如作為房屋分享平臺，小豬短租將責任分為安全責任、體驗責任和監管責任。就監管責任而言，平臺不能把監管責任直接推給房東、房客等平臺用戶。雖然責任不是平臺本身，但當平臺成為有資質在社區中做短租經營者的時候，平臺就應該擔起責任，宏觀上起到協調整體的責任，微觀上在社區中起到與居委會、派出所等機構的協調責任。
“社會責任應體現在業務不斷成長過程中，具體在每一個環節。一個企業通過合法運營、高速增長、創造機會，用分享經濟的模式把實現社會資源利用效率最大化，是企業最大的社會責任。”王連濤說。
本報記者 趙 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