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閱讀
●化解經濟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刺激政策難見效。必須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用改革的辦法矯正價格和市場扭曲，推動經濟在更高水平上重構新平衡
●供給側改革更注重質量、效益，是“擠掉經濟中的水分”的過程
●去產能任務的核心不在于政府出面壓縮產能，而在于創造一個環境，讓沒有競爭力的企業退出去，去產能也會釋放改革紅利，提高潛在增長率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能讓中國經濟觸底反彈，回歸高增速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擠水分”，會不會導致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降成本是重要一環，降成本是企業自己努力可以完成的嗎？……“十三五”開局之年，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6年年會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為海內外專家、企業家熱議的高頻詞。
為何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而不是刺激需求側“三駕馬車”？
2014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首次以“新平庸”概括陷在低增長、低通脹、高失業和高負債中的全球經濟。時至今日，全球經濟依然復蘇乏力，如何培育增長新動能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
“過去幾年，很多國家的經濟發展都在喪失動力，全球經濟陷入了‘新平庸’，這就需要我們加快改革。中國一直在加快改革，尤其是‘十三五’期間將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很好的典范。”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秘書長古里亞說。
盡管自去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以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一直是熱門話題，但是與需求側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相比，這個熱詞在大眾中還顯得生僻。為什么中國選擇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而不是延續以往刺激需求側“三駕馬車”的思路呢？
化解經濟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刺激政策難見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鳴認為，當前中國經濟集中出現了一些重大的階段性變化，具體表現為重化工業部門產能嚴重過剩，投資的邊際拉動作用減弱，金融領域違約風險開始暴露，不良債務和隱性失業等潛在風險顯性化的壓力增大。“要解決這些問題，難以單純依靠需求擴張和刺激政策，必須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用改革的辦法矯正價格和市場扭曲，推動經濟在更高水平上重構新平衡。”
一直下降的潛在增長率也“刺激不起來”。從2011年開始，我國勞動年齡人口開始減少。勞動力短缺、資本回報率降低、資源重配效率空間縮小等都導致“十二五”時期我國潛在增長率下降為7.6%。與此同時，中國經濟增速也從2011年的9.5%回落至2015年的6.9%。
“如果實際增長速度沒有低于潛在增長率，那就意味著我們遇到的不是周期性問題，刺激政策也‘刺激不起來’，需要改變思路，認識供給側的作用。”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分析，“十三五”時期，如果供給側沒有實施任何改革，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還將進一步下降到6.2%。
作為第一人口大國，勞動力比較優勢一直是中國參與國際競爭的最大優勢。然而，“十三五”時期，在人力資源上，中國還將面臨更大的挑戰。據蔡昉介紹，從明年開始，我國經濟活動人口開始負增長，在勞動年齡人口負增長之后，中國還將迎來新一輪勞動力短缺。此外，將各級畢業生和畢業未升學的人口加起來形成的新成長勞動力也在減少，這意味著人力資本的改善速度也在放慢。
“我們通常會說‘數量不夠質量補’，但是事實上數量不夠了，質量也會下降。勞動力不再是無限供給了，資本的邊際回報率會下降，即便出臺刺激政策，投資意愿也在降低。”蔡昉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從生產函數的角度，提高潛在生產率。“如果能夠在某些方面推進實質性的改革，從而獲得改革紅利，那么潛在增長率曲線會越來越像一個‘L’。”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要改什么，政府該做什么？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大勢所趨，那么該如何順勢而為呢？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看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就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關鍵就是要減少政府對市場的干預，減少政府直接參與資源配置。”
——“放”是關鍵詞。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副部長陳昌盛認為，供給側改革最重要的是制度性供給，有三大潛力空間值得挖掘：一是理順價格機制，因為價格扭曲造成結構問題凸顯；二是開放農村市場，改變生產要素只能從農村流向城市、城市不能向農村流動的現狀；三是進一步開放服務業。
——“降”要更主動。
“系統降低體制成本是我們爭取走出經濟困境，應對轉型，爭取中國經濟更好未來的一個關鍵所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分析，中國經濟在全球立足主要依靠比較成本優勢。但是中國市場主體的體制性成本，即市場主體的法定成本、對市場潛在機會做反應要付出的成本，以及獲得關鍵要素的成本過高，且無法通過企業自身努力降低。“過去30多年，中國經濟走到世界前列的秘訣就是通過改革開放系統地、大規模地降低了體制成本。但是在高速增長當中，體制成本就像所有成本曲線一樣，下降以后又急速升上去了。如果我們沒有能力把這個成本曲線向下推，我們的國際競爭力會受到損害。”
——“管”不能缺位。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并不是在需求側就不作為。打好需求與供給兩側“組合拳”得到與會嘉賓的廣泛認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就提醒，“需求結構合理的話，可以對供應側產生積極影響。在沒有充足需求的時候，供給側改革不僅不會促進增長，還會增加失業。”
李揚則認為，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過程中，政府主要要做六件事：一是創造讓企業和市場發揮作用的制度環境，二是要穩定宏觀經濟，三是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四是加強市場監督，五是要促進共同富裕，六是要彌補市場失靈。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會造成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嗎？
近些年，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這四個詞總是同時出現在公眾視野中。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涉及去產能、去杠桿、去庫存、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這是否會造成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從而影響經濟增長與民生改善，也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焦點。
“增長、改革、調整、穩定之間沒有根本的矛盾。”蔡昉以去產能為例分析，去產能任務的核心不在于政府出面壓縮產能，而在于創造一個環境，讓沒有競爭力的企業退出去，讓有競爭力的活下來。“去產能本身就是一種改革，也會釋放改革紅利，提高潛在增長率。”
在李揚看來，需求側的管理比較注重速度，而供給側改革更注重質量、效益，注重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可謂“固本強元”，有利于經濟的可持續健康發展。不過，供給側改革也是“擠掉經濟中的水分”的過程。“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的不良資產不是增加了，而是我們加快地讓它暴露了，而且下決心去解決了，只有這樣經濟才能健康運行。”
盡管促改革與穩增長沒有根本矛盾，但對經濟增長面臨的現實挑戰仍需提高警惕。王一鳴就直言：“如果低效益陷阱不能走出來，潛在風險就會顯性化，包括債務、資產等各種風險都會顯性化。我們需要通過結構性改革重構新的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