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十三五”時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中共中央“十三五”規劃建議中關于“十三五”時期我國發展的指導思想中指出，要以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加快形成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體制機制和發展方式。新常態的特點，不僅僅是經濟增長速度放緩，更重要的是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的提升。實現高質量的經濟增長，引領經濟新常態，需要牢固樹立并切實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尋找新常態下經濟平穩增長的持久動力，提升經濟增長韌性，而全面深化改革是達成這一目標的必由之路。
一、新常態下需要通過改革實現經濟增長
盡管改革不斷給經濟增長注入活力已成為各界共識，但仍有的人認為，中國的改革任務與經濟增長速度間存在一種替代關系，為了推動改革必然會犧牲經濟增長速度，有媒體稱中國改革是“抑制增長型”的。例如有專家就認為反腐敗的推進直接影響內需，進而影響經濟增長。這實際上是對改革認識的誤解。當前，中國正面臨著經濟增長動力轉換期和較大的穩增長壓力，此時必須全面深化改革，釋放紅利，通過改革化解問題和風險，破除前行中的困難，從而為經濟增速適度回升積蓄力量。
第一，創新已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世界范圍內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興起，各主要國家都在致力變革，搶占制勝先機。后發優勢只是經濟發展最初階段的選擇，先發優勢的引領作用才是趕超發達國家，實現可持續發展的路徑選擇。在我國改革開放的低收入階段，完全可以依靠引進技術和設備實現創新，依靠低勞動力成本獲得人口紅利，參與國際競爭。然而，當2014年我國的人均GDP達到7485美元進入上中等收入國家行列時，就很難再從發達國家獲取新的產品和技術，這時的發展需要靠自主研發和創新，靠人力資本的投資。因此，我國經濟增長必須要加快從要素驅動、投資規模驅動發展為主向以創新驅動發展為主轉變。當前我國創新能力與國際公認的創新型國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因此改革不適應創新的體制機制是實現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關鍵，進而使創新成為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人才成為支撐發展的第一資源。
第二，經濟高效協調發展任務艱巨。新常態只是新的轉型和改革的開始，保持新常態的穩定、協調和高效仍然是緊迫而艱巨的任務。目前，中國正處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艱難爬坡期，經濟運行中發展方式粗放，創新能力不強，在一些領域和環節甚至更加突出，國內需求總體不足，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化解過剩產能任務艱巨，結構調整陣痛顯現，企業生產經營困難加劇，新的增長點還有待進一步培育，創新驅動亟待破題，房地產市場、地方性債務、影子銀行等潛在風險加大，資源錯配現象時有發生。因而，唯有在新常態下果斷進行系統改革，重構新的增長模式和尋找新的發展動力，不斷紓解逐漸暴露的風險，才能真正使經濟發展走上全面、協調、可持續的道路。
在經濟新常態下增長既要關注增長速度，更要關注經濟增長的質量和結構優化，通過改革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持久地獲得“改革紅利”。當人口紅利消退后，保持較高的潛在經濟增長率只有依賴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通過改革消除生產要素供給的制度性障礙，增強要素的供給彈性創造增長，變要素投入驅動型經濟增長為生產率驅動型增長。
第三，高水平開放推動高難度改革。進一步推進更高水平的開放，高水平開放必然推動高難度改革。十八屆五中全會強調要“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提高我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構建廣泛的利益共同體”。隨著中國對世界影響加深，我們要從國際社會的積極融入者轉變為主動塑造者，積極做好參與國際經濟組織的頂層設計，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目前推行的一帶一路建設、自由貿易區建設，以及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步伐都是我國提高開放水平的戰略舉措。
只要敢于啃硬骨頭，敢于涉險灘，敢于過深水區，下大力氣推進結構優化和改革深化，不斷提高開放的水平，積極參與國際競爭和合作，把過去增長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增加轉變到依靠要素效率提高的軌道上來，通過效率的提升增強國民經濟的競爭力，保持中高速的經濟增長目標一定能夠實現。
二、改革的核心是把握好政府和市場邊界的度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中央和地方政府在中國高速經濟增長中所發揮作用的程度和方式不可能，也不應該是標準教科書式的闡述。轉軌過程中的政府顯然具有計劃經濟時代的烙印，而改革開放后對經濟發展和美好生活的迫切追求成為政府執政的目標，地方財政分權和干部考核機制則激發了各地政府對GDP規模和增長速度的競爭，中國政府也被稱作競爭型政府，甚或企業家政府。中國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促進了經濟的高速增長，也誘發了諸多問題。政府干預過度，妨礙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發揮，以至于會延誤改革的進一步推進；反之，政府功能被嚴格限制在西方經典教科書的窠臼，不能創新服務，經濟也難以實現跨越式發展。
我國改革進入深水區，發展處于關鍵時期，政府既是創新主體之一，也是改革的對象之一。通過改革使政府能夠更好地提供有利于全面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促進共享、建設美麗中國的體制機制。
第一，加快推進政府調控經濟和管理社會方式的創新。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已進入深水區，財稅體制改革迫在眉睫，政府與公民、中央與地方之間關系的規范需要制度創新，統籌協調。政府需要更加重視經濟社會各方面發展的整體推進，尤其是統籌工業與農業、城市與鄉村、經濟與文化等各方面的協調發展，大力推進教育、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推進科技的進步，力求在關鍵核心技術上取得突破，從而真正推動我國向軟硬實力兼具的大國邁進。
第二，在推進政府改革的同時，更要松綁市場。合理定位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角色，真正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方面的決定性作用，形成規范、有序、公平、開放的環境，釋放經濟活力。尤其在國有企業改革上，政府不僅要著眼于運營管理好現有的國有資產，而且還應從提高國際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的角度配置國有資本，更好地發揮國有經濟和非國有經濟的互補功能，實現二者的融合成長。國有經濟除了彌補市場失靈，提供公共產品以外，在現階段更要利用其資本、技術、人才等要素，依靠創新，不斷強化其動態比較優勢，在事關國計民生的基礎產業，持久發展的戰略產業和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支柱產業中保持與國際先進企業的競爭力，承擔支持技術進步、保障國家經濟安全、協調區域發展、保障收入公平分配方面具有更大的優勢。
第三，根據經濟發展階段適時調整政府管理經濟的職能。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是動態調整的過程，要根據經濟的發展階段和實際作出科學調整，核心是政府必須弱化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營造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防止行政權力濫用。深化壟斷行業的改革，為民營經濟創造公平的市場環境，應使公有經濟和非公經濟能夠平等地使用生產要素，能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平等地受到法律保護，從而激發市場主體的內在活力。
三、改革的目標是實現社會公平正義
在“四個全面”和“十三五”規劃的戰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處于引領地位的戰略目標。公平正義是小康社會的應有之意，也是新常態下通過經濟社會發展和改革著力解決的主要問題。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堅持共享發展，必須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增強發展動力，增進人民團結，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十三五”規劃建議進一步突出人民群眾普遍關心的就業、教育、社保、住房、醫療等民生指標，把保障人民健康和改善環境質量作為更具約束性的硬指標，更加注重通過改善二次分配促進社會公平。
第一，通過包容性增長增強社會凝聚力。新常態的經濟下行給中國帶來了壓力，但也是經濟結構調整的機遇期。近幾年，經濟結構調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第三產業占國民經濟的比重在2013年超過第二產業，盡管經濟增長速度下降，并沒有給就業帶來壓力，就業人數不但沒有減少，反而有所增加，社會穩定，這為我國的經濟結構調整贏得了難得的外部環境。2007年前一個百分點的增速大約解決城鎮80萬就業人口。近年來，一個百分點的增速能夠帶動的城鎮就業人口已經變成130—150萬人，2013年折算為170萬人。
當前，由粗放式的發展模式帶來的生態問題引起社會廣泛關注，霧霾頻發、資源緊缺、河流污染、湖泊萎縮、生態脆弱，“大城市病”日益顯現，擁擠成本陡然增加。綠色理念與舉措在“十三五”乃至更長時期，將成為我國破解發展所遇到的難題，通過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大幅降低能源、水、土地的消耗強度，構建科技含量高、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的產業結構和生產方式，實現區域的協調發展是實現包容增長的必由之路。
第二，打破行政壟斷，縮小行業收入差距。打破行政壟斷任重而道遠，需要通過深化改革加以解決問題。政府要創造使各種所有制企業協調發展、平等競爭、互相促進的外部環境。要消除體制性障礙，重點推進公平準入制度，切實保障一切市場主體的平等法律地位和發展權利。
第三，農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關鍵。“十三五”規劃建議中提出，農村貧困人口脫貧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艱巨的任務。必須充分發揮政治優勢和制度優勢，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我國目前仍有7000余萬的貧困人口，扶貧任務依然艱巨。
要著力解決城鄉二元結構，推進新型城鎮化發展，實現農民收入的提高和公共服務的均等化。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完善城鎮化健康發展體制機制，就是要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推動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產業和城鎮融合發展，促進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協調推進。家庭承包聯產責任制開啟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但至今城鄉二元體制并未打破。無論從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角度，還是從城鄉協調發展，讓農民共享改革與發展成果，發展新型城鎮化，以及在新常態下實現農村經濟發展的角度都要推進城鄉二元體制的實質性改革。打破城鄉教育資源的非均衡配置、文化和醫療資源的不公平分配。
農村改革和農民收入提高的核心問題是土地制度問題。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在符合規劃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出讓、租賃、入股，實行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價。這首先需要解決土地確權問題。同時，加快土地流轉，建立家庭農場，在堅持家庭經營的基礎性地位同時，按照農民自愿的原則，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實現農業的規模化和集約化經營，獲取規模收益。鼓勵土地承包經營權在公開市場上向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農業企業流轉，鼓勵農村發展合作經濟，鼓勵和引導工商資本到農村發展適合企業化經營的現代種養業，允許農民以土地承包經營權入股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等。
總之，在新常態下，只有通過改革才能解決經濟社會中的深層次問題，克服要素供給的制度障礙，促進技術進步，激勵創新，才能增強經濟發展的韌性，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
（作者：周明生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經濟學院；于然 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
